让专注回归：聚焦ADHD全程管理中的“贯注”之力

傍晚时分，九岁男孩小杰坐在书桌前，练字本摊开许久，却始终难以进入状态。望窗、挪椅子、摆弄文具，不知不觉又过去十多分钟。作业一拖再拖，母亲的催促愈发急切，父亲也忍不住提高了声音：“怎么又走神了?”

这样的场景，在很多家庭中反复上演。课堂上的难以静坐，课后的作业拖延，常常被简单归咎于“淘气”或“性格问题”。事实上，这背后可能关联着一种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——注意缺陷多动障碍(ADHD)。据统计，我国儿童ADHD患病率约为6.4%，患者数量庞大，但临床就诊率仅约10%，大量患儿未获及时干预。

为此，围绕国家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工作重点，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精神发育障碍防治专委会副主任委员、重庆市首席医学专家、重庆儿童精神发育与认知障碍重点实验室名誉主任李廷玉教授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医学首席专家、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儿童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郑毅教授，以及国家儿童医学中心(上海)、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终身教授、主任医师、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发育行为学组顾问金星明教授，接受了专访，从疾病认知、系统诊疗到家庭赋能，共同探讨ADHD的综合应对路径。

认知革新：从行为批判到科学理解

长期以来，社会对ADHD的认知停留在“淘气”“意志力薄弱”等表层标签。李廷玉教授指出，此类误解不仅加剧家庭焦虑，更延误干预黄金期。“需要用易懂的方式普及ADHD的神经发育本质——它如同视力差异，并非孩子不愿，而是神经系统的‘焦距’需要调整，我们不会要求近视的孩子努力看清楚，而是会给他配一副眼镜。”

郑毅教授强调：“ADHD是一种影响全生命周期的慢性疾病。如果儿童期未得到规范干预，注意力涣散、多动与冲动这些核心症状，会持续影响成年后的社会化进程。”

因此，纠正偏见并进行早期干预，成为避免恶性循环的关键。反复的指责和学业挫败容易使ADHD患儿形成负性自我评价，进而陷入学业受挫、自我否定、行为加重的恶性循环。普及科学认知、提升早期识别和治疗规范化，成为了ADHD患儿成长路径的保障，也是一项高效的公共卫生投资。

系统诊疗：多学科协同与医保赋能下的治疗进阶

我国ADHD诊疗体系的发展经历了清晰而深入的演进过程。金星明教授指出，ADHD在儿科领域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：从20世纪80年代至2005年左右的初步临床探索;到2006年至2023年，随着发育行为儿科等亚专业逐步建立，社会认知与治疗接受度显著提升;再到2024年以后，参与临床的学科已扩展至发育行为、儿童保健、神经、心理等多个专业。与此同时，国产药物研发也取得进展，多个品种在完成三期临床试验后，正逐步投入临床应用。

“当前ADHD的治疗呈现多元化模式，药物治疗与非药物治疗并驾齐驱。”金星明教授强调，治疗应建立在系统评估基础上，实现个性化方案。药物治疗帮助改善核心症状，而非药物治疗则着眼于情绪、行为及家庭关系的长期优化，二者协同作用，相辅相成。

治疗的可及性与可持续性是关键。近年来，国产创新药的突破与国家医保政策的倾斜，大幅降低了治疗成本。如国产新药“贯注”(盐酸右哌甲酯缓释胶囊)通过国家医保谈判纳入目录，提升了治疗保障的稳定性。据了解，“贯注”采用SODAS®缓释技术，能够实现一日一次给药，药效平稳覆盖全天，为我国ADHD患儿家庭提供了新的治疗工具。

郑毅教授表示：“国产新药进入医保，有助于减轻家庭经济负担，更通过提升我国ADHD的规范治疗率，从长远减少共病发生，降低社会整体的疾病负担。”

家庭赋能：从“监督者”到“成长教练”的角色转变

专业治疗之外，家庭是孩子最重要的支持环境。李廷玉教授提出家庭调整三大方向。

一是角色转变：从“纪律监督员”转向“成长教练”，理解行为背后的神经基础，用引导代替指责;二是环境营造：建立结构稳定、规律有序的家庭生活，减少不可预测性带来的焦虑;三是沟通升级：从“纠错”转为“发现亮点”，通过积极关注与正向激励，逐步重建孩子的自信与内在动力。

家庭的理解、接纳与科学应对，是治疗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，也是药物疗效得以巩固和延伸的土壤。

随着国产创新药“贯注”等治疗药物纳入国家医保、医教整合模式不断深化、“家—校—医”网络逐步健全，我国的ADHD诊治正在构建一个更加友好、稳定、可持续的支持生态。以科学为引导，以共情为纽带，以系统为支撑，ADHD不再是无解的困境，而是可管理、可支持、可赋能的发展过程。在各方合力之下，更多孩子将找回属于他们的专注与从容，走向开阔而明亮的未来。

(新媒体责编：wa12)